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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有新家喽！”2004年元旦，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儿童示范村的孩子们从旧砖房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建的二层简易楼——“爱心小屋”。这座“爱心小屋”由诺华中国公司捐赠6万元人民币建成。儿童示范村是专门替 服刑人员代养代教未成年子女的民间慈善机构，由陕西省退休警官张淑琴、中华慈善总会以及诺华公司在2000年12月共同创办，诺华中国公司为其投入了40多万元人民币。诺华所参与的慈善捐赠活动并不只此一项，据诺华中国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兼监督执行官高岚介绍，早在1997年，诺华全球公司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就在广东运作了帮助麻风病治愈病人回归社会的项目。从1996年开始，每年4月份的最后一周，诺华全球所有员工要抽出一天时间参与公益活动。
除了人力资源总监的头衔，高岚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监督公司企业公民政策的执行情况。在她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写有诺华企业公民政策的画框：密切关注公司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经营是可持续的，不能以牺牲明天的需求来满足现在的需求；我们注重健康、安全和环保，公平地对待员工，我们尊重人权和社会的需求。
诺华公司的企业公民政策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承诺。但是企业需要这样大发慈悲吗？企业应当担负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
责任以利己（self-interest）为基点
或许像诺华这样看似不计成本地热衷慈善行为在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眼里有些过度慷慨。这位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指出：“企业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实验室——使用它的资源，按照游戏规则，从事增加利润的活动。”对此他还有一个更为简洁的陈述：经商乃企业之天职（The business of business is business.）。
但是，今天的跨国公司仍然热衷于各种公益活动。从《商业周刊》对企业捐赠状况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度按金额排名捐赠最多的企业是沃尔玛，总额为1.56亿美元；按捐赠金额占公司营收的比率，排名第一的是美国Freeport-McMoRan铜金公司，其捐赠数额占营收的0.879%。
企业为什么要这样做？毫无疑问，一味地追求利润并不一定能够给企业带来长足的发展。乔治·斯蒂纳和约翰·斯蒂纳在《企业、政府与社会》一书中指出，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基本协定，一种社会合约。如果企业组织得不到社会认可，它是无法长期生存发展下去的。美国曼威尔公司的工人们因为生产石棉而患上石棉病，但该公司只追求利润，没有对此引起重视。工人们起诉公司并最终使其破产。由此可见，企业必须协调好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其实有时很难分清企业参与公益活动的真实目的。在真心诚意地热衷慈善事业和解决自己麻烦的权宜之计之间，无法找到清晰的界限。以美国Freeport-McMoRan铜金公司为例，这家公司掌握着印尼半岛巴布亚省的Graspberg金矿。但是这座金矿所在山脉被当地的土著居民奉若神明。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以致发生了一系列暴力冲突，公司只好暂停开采。这家公司以超过营收1%的额度方式向当地进行大量捐赠，约1480万美元。最终双方逐步缓解了矛盾，使公司继续得以经营下去。这家公司的做法多少有些临时抱佛脚的感觉。
不论是迫不得已还是主动负责，企业最根本的出发点只有一个：让社会环境更有利于自己未来的发展。很多公司将所应承担的企业公民责任融入企业的战略和文化，不折不扣地执行。以诺华为例，企业公民政策就是其战略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一政策是在吸取了不少教训之后才被鲜明地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诺华在墨西哥的一家工厂污染了周围的土壤，马上被关闭，为了清除污染，公司投入了1600万美元。1986年诺华在瑞士斯沃兰德的工厂发生大火，使莱茵河水受到污染，诺华投入了1亿瑞士法郎让河水返清。诺华给全球员工开展强化环保健康的主题培训，同时在生产环节上采用了高于国家安全排放指标的标准。这也使企业内部形成了以此为核心的文化氛围。
改变企业形象
印尼巴布亚省的土著居民现在可以享受良好的社区医疗服务，孩子们可以接受学校教育。但批评家仍然对新奥尔良的这家矿业公司颇有微词，讽刺这家公司用小恩小惠换来了个大便宜，指责它给当地带 来的大量污染。
企业在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之后，有什么收获呢？答案不难找。对矿业公司而言，不管舆论导向如何，大规模的捐赠使它仍然跟从前一样从采金业务中谋取高额利润。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缓解自身困境的作法也被不少公司效法。
企业从各种公益活动讨到的便宜还不只是化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它们还努力与周边环境形成共生共享的良好生态圈。美国安利公司以生产肥皂起家，现在已有清洁剂、个人护理用品、美容化妆品和营养补充食品等系列产品。从肥皂大王到健康使者的形象转变得益于成功推行了企业公民的理念。在中国，安利与中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妇联这两大机构合作，逐步树立健康的企业形象，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们对其“传销”模式的厌恶。安利相关负责人认为选择公益赞助这种方式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缩小了企业与当地社区和民众的感情距离，使安利本地化战略得以顺利执行。中国的天士力集团将自己的原料生产与国内扶贫开发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一些贫困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产业链，同时带动了这些区域的发展。
成功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的企业留给公众的形象是负责与诚信。“谁愿意为一家做假账的公司工作呢？”高岚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无论对合作伙伴还是对员工，这样的公司都是值得信赖的。对诺华而言，这种负责任的企业形象使其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制药公司的人才流动往往高于其他行业，约25%至30%。但诺华中国的制药部门人才流失率为20%，低于行业平均值。对于合作伙伴而言，诺华也往往成为它们的首选。
不过不要只把企业的慈善捐赠作为判断一家公司是否敢于负责的唯一标准。安龙公司和TYCO公司虽然在捐赠中不惜重金，但这两家公司都因高管涉嫌财务丑闻而被诉诸公堂。
尽人意的责任履行
在美国，企业公民的责任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再限于现金或实物的捐赠。更多的公司正在试图与世界各地的社会机构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技巧。贝恩公司成立了桥距集团，这是一家非营利机构，任务是为非营利组织提供相当于贝恩水准的咨询服务；高盛公司则支持美国联合国协会，帮助组织全球学生辩论会这样的项目，捐出了约100万美元，同时高盛的一位管理者还请纽约的顾问委员会为联合国协会制订金融和战略计划。
曾经有研究机构试图对国内企业捐赠情况进行调研，单就数据收集就让人伤透脑筋。最初设想从非政府组织(NGO)那里找寻相关数据，但不是拒绝提供就是不完整。理由也是各种各样，比如需要与合作企业确认、有一定的查询程序、捐赠企业不愿意透露捐赠数额等等。在一些发达国家，捐赠按捐赠对象可以分为商业捐赠、个人捐赠、政府捐赠，而国内的捐赠数据则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统统放在一起，没有进行相关分类。这难免不让人产生怀疑——连基础的数据尚且无法一清二楚，会有透明的财务制度、高效的项目运作吗？
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这对合作伙伴，似乎也少了些默契。一些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的感觉是自己在拉着NGO走。其中的原因何在呢？一位前不久参加跨国公司公益论坛的人士告诉记者，在论坛上一位NGO的代表很直白地说自己拉不到钱，就是缺乏诚信，没人愿意与之合作。一些不知名的非政府组织拿到钱后，就消失了。从诺华、安利等公司从事公益活动的路径来看，有一些项目是绕了圈子，他们没有找非政府组织合作而是直接与被捐赠对象合作。或许在诚信问题上一些非政府组织需要好好反省一下。
从构成来看，国外的非政府组织比较成系统，有不同的分工，既包括独立的慈善机构，也包括企业捐资成立的基金会，比如CA、福特、诺华等企业都有这样的基金会。人才培养方面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相比之下，国内非政府机构往往是政府职能的延伸，会长一般也由政府部门的领导兼职担任，机构中熟悉公益项目运作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相关立法的不健全也是导致企业捐赠执行不力的重要原因。以美国为例，企业捐赠的资金可以达到总营收的10%，一般是免税的。而国内则不同，一些企业如果捐赠，只有与慈善机构合作才能免税，而且不能超过销售额的3%，否则还要纳税。这种情形下，企业的捐赠非但没有受到鼓励，反而受到了压制。
非政府组织眼中的企业也不是尽善尽美。他们认为国内一些企业缺少企业公民意识，跨国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好一些。从一些非政府组织与企业的沟通经验来看，至今仍有不少企业认为捐赠只是对被捐赠者有利，看不到对自己的直接回报。这种意识的缺失从公司职位设计上也可以看出来。跨国公司一般设有相应部门或职位负责公益活动，比如对外事务部、对外联络部等，有员工专门负责这类事务。相反一些国内公司在参与公益活动时则比较随意，缺乏计划和组织。
强调履行自己的企业公民责任，强调企业协调好与周边环境的各种关系，最终都是为了让企业寻求长远发展。就像大卫·洛克菲勒曾说过的那样：“关键是社会责任要变成企业行为的有机部分，而不是外加的慈善行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经济发展才会为公众的利益所接受，企业才能保证健康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自己未来的兴旺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