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金融家的高薪

　　李利明

　　源于平安集团董事长兼CEO马明哲超过6000万元的年薪，金融家的高薪问题再次成为媒体关注和批评的焦点。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与其他企业家相比，金融家的年薪为何“高得离谱”？不同金融企业高管待遇差距甚大，个别金融家“天文数字”的年薪是否合理？

　　这已经是“惯例”了，每年3月份，各家上市的金融企业发布年报时，高管的年薪就会成为焦点。不只是马明哲，当然的被指摘者还有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2285万元的税后年薪，或者是民生银行两位高管超过1000万元的年薪。这样的薪酬水平，在很多人看来都“高得离谱”，特别是与同等规模或者创造同等利润的非金融企业相比更是如此。同样，即使在金融业中待遇偏低的国有银行高管，与其他“副部级”国企的高管相比，薪水也是“高得离谱”。通过这样的横向比较很容易得出结论：金融业高管的高薪很不合理。

　　我们认为，对于金融家的高薪应该理性看待。仅通过与其他企业家相比，来判定金融家薪水“高得离谱”并不恰当，因为金融业是智力密集型行业；其次，如果金融企业的董事会真正能够代表股东及相关利益方的利益，他们愿意给金融家以高薪，那就没有什么不合理。

　　其实，简单的横向对比往往是无意义的。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金融家。因为金融业是智力密集型行业，对高管除了企业家必备的决断力和执行力等常规要求之外，还要求他们理解金融专业技术、关注宏观经济变化、把握微观市场波动，因为他们有关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决策都将直接影响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这些决策都是建立在专业和智力的基础之上。看一看美国次贷危机中各金融机构的业绩表现——瑞银和花旗都遭受数百亿美元的损失，而高盛和瑞士信贷则安然无恙——自然就会清楚金融家对于金融企业的至关重要性。

　　往往被用来和金融业进行高管待遇比较的行业，都是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属于资本密集型或者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这类行业，企业家的个人作用尚不能与智力密集型的金融家相比。这没有看轻或者贬低这些企业家的意思，只是社会对某些行业领导者的要求要高于其他领域、高于传统型企业。与金融业同属智力密集型行业的是IT行业，IT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对于IT企业的成败至关重要，因此IT行业的高管往往具有其他企业高管不可比的高薪。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IT业的智力密集型特征，因此没有人认为IT企业家比其他行业企业家高得多的高薪“不合理”。

　　实际上，在金融这个高薪行业中，苦乐不均状况也很严重。三大国有银行——工行、中行和建行，高管的待遇要远远低于规模小得多的股份制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中，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的待遇远远高于招行行长马蔚华和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而前者的资产规模和盈利状况远远小于后两者。那么，凭什么小银行的高管待遇比大银行的高？

　　国有银行高管待遇过低，正是市场化改革不充分的产物。因为上市后的国有银行，主要高管还是“中管干部”。他们的待遇不仅仅包括薪水，还包括了行政级别上提升的可能性，这正是没有完全市场化的体现。也因此，他们的薪酬待遇不可能与完全市场化的股份制银行等非国有金融机构相比。其实在国有银行，“中管干部”高管与非“中管干部”高管的待遇也有很大差别：中行从海外招聘的信贷总监、稽核总监等高管，因为是完全市场化招聘，所以待遇要比其他“中管干部”高管高得多。

　　金融家的待遇是由董事会决定的，如果董事会真正能够代表股东及相关利益方的利益，他们愿意给金融家以高薪，那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看看上市金融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构成：大约一半是股东代表，三分之一是独立董事，六分之一是高管。应该说主要是股权董事决定了高管的待遇水平。当这些股权董事看到高管层为他们创造了更高的利润时，加薪是合适的奖励。实际上，过去几年金融机构高管年薪的高速增长，正与它们的利润大幅增加密切相关。并且，金融企业的非国有股比重越高，高管的待遇越高，深发展、民生、招行、浦发就是这种排序。从这个角度讲，对于为自己创造财富增值的金融家，非国有银行的股东们更愿意兑现奖励，而只要他们自己觉得合算，那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