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提高工资水平,但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作用不尽如人意。因为劳动力市场的薪酬要求早已超过各地最低工资水平。何况,确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因素主要是当地城镇居民生活费用支出水平,而CPI实际是低估的。另外,因不统计私企而高估的社会平均工资收入却又不拿来作为参考。
出口企业有订单而无工人,说明一些企业仍寄望以价格优势获取海外市场。中国资源价格改革带来刚性成本上涨,若还想继续以压榨工人获取优势已不现实,因为人民币汇率虽未升值,但通胀因素早已提高工人最低生活支出。中国优先的做法应是大幅提高产业工人工资以取代升值,并将资源价格改革置后。当高收入产业工人成为城市居民后会带动服务需求,形成城市化的良性循环。
中国选择了升值和资源价格改革试图实现要素价格均衡,这样的结果是美元更多的贬值抵消了升值对国内通胀的压制,而价格改革提高了生产生活的成本,并最终传递到劳动力市场。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抑制了企业利润并限制了提高工资的能力;而若不提高工资以扩大内需,过剩就会在外需萎缩和投资减弱后恶化,这里面存在结构性的矛盾。
关键问题是,资源分配和市场分割的不均衡。以去年为例,近10万亿信贷资源90%流向了国企,提供90%就业的中小企业只获得了10%左右。在过去若干年内,货币大部分流向了垄断性国企(资源)、政府(土地)等。有数据表明,垄断行业员工占全国就业人群只有8%,但2008年他们的工资总额却占全国的50%.一些财富主要流向垄断国企和政府,而非公企业则因被限制在一定领域,经过竞争而造成产能过剩的事实,无法提高员工工资。 因此,政府只有减轻非公企业的税负才可能有加薪空间;而更重要的是开放管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更多服务业领域吸纳就业,增加社会消费,缓解工业过剩压力。
此外,防止通胀削弱居民购买力的方法,是在资源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降低住宅与其他基本公共服务价格来维持相对购买力稳定,或减缓价格改革而代之以人民币升值。当然,改变分配不公则需要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还需要打破国企垄断,推进国企分红或将利润投入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