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加薪的再思考

　　“建立商业和制造业是防止犯罪的最好政策，因为商业和制造业有助于增加人们的自立能力。一般地说，从商业和制造业所赚的工资，比从任何其他方面赚得的工资来得高，结果人们就变得更诚实。”（亚当。斯密，1763）

　　“我们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和制造业体系，但何以未能遏止犯罪率的攀升？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大部分劳动者从商业和制造业赚得的工资，比别的行当相对要低很多；即便在同一个行业，诚实的劳动者也比那些玩虚套的家伙收入低很多。而在国内高校，近期的一个普遍情形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教授，比起那些以”搭建平台“为名，行敛财之实的家伙来，收入就更没法比了！这不仅极大地挫伤了诚实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在导致知识界道德的退化！”（赵伟。读书偶感，2010）

　　因员工接二连三跳楼事件召来大众谴责与各方“关注”升温的富士康公司，显然想出了一着“妙棋”，这便是给一线员工普涨工资。在我看来，这一招棋的确很妙，不但有望转化大众舆情，化解此前员工系列跳楼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还加剧了中国大陆劳工市场隐含的骚动，产生了不小的“邻居效应”。说的直截了当些，是“将”了企业同行们“一军”，可以预料的是，随着富士康加薪宣示的兑现，接下来该忙活的，首先将是同行企业，接着是整个制造业老板们，再接着则是整个“非农行业”的雇主们。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在富士康此举引发的这种链条式反应中，政府部门显然将难以置身度外，也得未雨绸缪，考虑其后续效应了！这就是经济学家们常说的“邻居效应”，它的后续便是所谓“连锁反应”，其夸张版本则是所谓“蝴蝶效应。在我们这个时代，在经济由大大小小市场犬牙交错地连为整体，外加互联网舆论推波助澜的时代，任何一家企业大的举措，都会产生”邻居效应“，并产生”系列变局！

　　富士康加薪值得予以充分肯定，我相信每一个有点公平理念乃至良知的学者都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在我看来，富士康此举还颇具企业家的战略眼光，在一定程度上可将此举与当年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类似举措相提并论。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初叶，在美国汽车业平均日工资只有1-2美元的时日，福特宣布将自己企业工人的工资提高到5美元，这为后人所普遍称道。因为此举不仅使他的企业占居了同行技术工人竞争的制高点，而且还直接催生了大众消费时代的降临。美国经济史学界有一种看法：恰是福特加薪，引发了美国制造业工资的普涨浪潮，工资的普涨加上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导致了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就连工人阶级都能买得起小轿车！由此直接催生了大众高消费时代在美国的降临。按照这个概念的提出者罗斯托教授的说法，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标志，是以前仅供少数富人享用的耐用消费品，开始迅速进入寻常百姓家中。这个浪潮导致20世纪20年代的空前繁荣，改变了“美国大陆生活的整个风格”，“一直到求爱的习惯”。

　　富士康加薪的大背景是劳工阶层的工资过低，工薪阶层与非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过大，这不仅威胁到社会稳定，而且本身也难以为续，缺乏可持续性。客观地来说，以往30年中国制造业的快速扩张，主要靠了“三廉价”要素，亦即廉价劳工、廉价土地和“廉价环境”。曾几何时，农民工们的工资之低可谓世界之最，各地区开发区投资用地之便宜简直跟白送一样，而环境污染更是触目惊心。“三廉价要素”的成本最终多半都落在农村居民和一般工薪阶层的身上。然而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三廉价要素对这个时代的企业是廉价的，但对大众尤其是下一代大众而言并不廉价。新世纪以来，随着土地资源的减少、环境意识的强化，两个“廉价要素”供给正在抽紧，剩下的就是廉价劳工了。近年许多迹象显示，随着独生子女为主的新一代劳工的成长，劳动市场供求关系正在发生着有利于劳动者一边的变化。与上一代劳工相比，“新生代”对工资、福利的期望值高，独立意识、“维权”意识以及集体谈判意识都强于上一代，低工资难以为续，到了加薪的时候了！就这个意义来看，富士康的举措肯定是得人心的！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也符合中央“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思路。只有提高工资，才有望推动产业提高效率，尤其是要素生产率。

　　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富士康加薪的邻居效应与连锁反应了。我以为富士康此举首先撬动的，将是已经处在骚动中的劳工市场，此举将同时刺激劳资双方的预期，其效应将由行业而产业迅速扩散。不出两年时间，各行各业的一线员工工资都将会上涨，廉价劳工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但“加薪潮”的最终压力，将落在政府肩上。这方面事物演进的逻辑是不难推断的：工资普涨无疑会加重企业成本与企业间竞争，竞争中势必会有企业被淘汰出局，这有可能引出失业在短期内反弹！与此同时，加薪成本有可能削弱外贸竞争力，引出出口下滑……。诸如此类的潜在问题，恰是政府担心的。我以为，面对此类问题，政府最好同时最能胜任的政策措施，莫过于减轻企业负担了。而减轻企业负担最可行的政策措施至少有二：一个是减税。目前各级政府施加于企业的负担过重，尤以税收太多太滥。国家统计局2010年4月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9%，但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34%.占了新增GDP的近7成。可见税负之重！另一个是培育资本市场，借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目前持续疲软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大大降低了其融资功能，企业过度依赖商业贷款，成本很高。在我看来，面对加薪潮最不可取的政府政策，要数出口退税政策了。此种政策不但会引出国外贸易制裁，而且导致了经济福利的净流失，对增加国民福利无益！

　　部分内容载于《浙江日报》2010-7-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