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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也疯狂:CEO天价薪酬游戏

   日期:2011-06-20     来源:商界|0    作者:蒂姆    浏览:87    评论:0    
核心提示:CEO们的天价薪酬其实是一场费用分摊游戏,有着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但是利用期权补偿CEO的计划,本身也有多个可疑之处。通过股票期

  CEO们的天价薪酬其实是一场费用分摊游戏,有着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但是利用期权补偿CEO的计划,本身也有多个可疑之处。

  CEO们的薪酬一直是大众关注的话题。

  前段时间有则报道闹得沸沸扬扬,黑石CEO斯蒂芬?施瓦茨曼2008年年薪高达7.02亿美元,成为全美薪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曾经高居榜首的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去年年薪为5.57亿美元,退居第二。而排前十位的CEO们,薪酬都是用亿美元计算。一个CEO的年收入相当于一个中小企业一年的营业额。

  为什么CEO的整体工资水平竟如此之高?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羡慕又嫉妒而又不解的话题;对CEO群体本身而言,证明自己的薪金得之无愧,往往也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对于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我想还是从一家黑店的经济学开始讲起。

  一家黑店的经济学

  我所有在酒店里度过的晚上,数那一晚最苦不堪言。那家酒店以豪华著称,许多人慕名前往,渴望体验一下著名的厕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那地方没人会去第二回。菜价贵得离谱不说,真正令人惊愕的是酒店为了从顾客身上搜刮现金,竟利用各种技巧,跟法律打擦边球。我的妻子跟服务生要1份沙拉,结果他端来了4份沙拉;1瓶红酒直接拔了塞子,摆在你面前,其实大家没人点酒。

  接下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玩一场“分摊费用”的游戏。

  我们一桌12人,基本上无法互相交流,因为屋里噪声太大。我们都期待那是一个梦幻之夜,所以没有人想把事情搞得不愉快。我看看4份沙拉,心里算计着12人分摊费用,我个人可能不过花1英镑左右。我可以假装那是别人点的沙拉。我对于拔了塞子却没有喝的红酒,也抱一样的想法。酒店无意替顾客省钱,而我,还有其他人,也不打算从座位上站起来告诉服务生“我们受够了”!这事根本不值得花时间去想去做。

  最后,我没等甜点端上来,就先离开了。我走的时候扔下一大笔现金,好支付我的那份账单,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些钱够不够分摊那顿饭费。

  高档酒店如此,大公司也如此。

  股东们能够感觉到钱正从自己的荷包里一点点地往外流,流到经理们的口袋里,特别是当经济低迷,而CEO们还领着天价年薪时,这种愤愤不平就更加明显了。但股东又能怎么办?哪怕在最佳时机,股东抗议都很难取得成功。

  事实上,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关于CEO们的巨额薪金,黑石CEO斯蒂芬?施瓦茨曼2008年的7.02亿美元年薪,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5.57亿美元的年薪,差不多都是股票期权交易的结果。

  施瓦茨曼7.02亿美元的薪酬包括230万美元的工资和大约6.998亿美元的股权收益。而埃里森的5.57亿美元,其中5.43亿美元为股票期权行权所得。

  股票期权,简单地说就是一张契约,里面允许契约持有人按约定价格买卖某家公司的股票。如果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上涨,超过了期权契约中约定的价格,那么,通过买进期权,卖出股票就能赚钱。也就是说,假如甲骨文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是100美元1股,而我拥有买入期权,可以按每股50美元买进100万股,那么,我只要先按50美元1股买进,再到股票市场上按100美元1股卖出,立刻就能赚5000万美元。

  通过股票期权交易向CEO们付薪,看上去像是个合情合理的好办法:公司股价上涨,期权能带来的利益就跟着涨。股票期权应该能够鼓励CEO把全部心思都花在抬高股票价格上,这种鼓励机制能为CEO和股东都创造利益。事实上,这种付薪方式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有着很深刻的生活哲理。

  高薪的合理性

  比如你和一大群人去餐馆吃饭,饭后你们分摊费用。我们都知道,这种经历着实令人恼火。你花的钱基本上都成了别人盘子里的食物,同时,你的食物基本上是别人替你付钱。情况就是这样,每个人想到的理性战略都是:点牡蛎、龙虾,还有香槟。单单喝汤吃干面包,外加冰水,能给所有人省钱,但那样,你的味蕾可要独自受苦了。你的一个极小的念头就能说服自己去点最贵的奢侈品,毕竟,你只需承担很少的一部分费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CEO们赚取薪金的方式与“分摊费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股东财富每增加100万美元,CEO的收入就增加20美元,算在这名CEO的年终奖金里,或随明年工资直接补发。企业盈利给CEO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少,于是,CEO可能非常愿意不要工资,而直接将股东们的钱挪为己用。比如,CEO可能拿股东的钱买一幅100万美元的画作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而工资上的损失才不过20美元。或者CEO可能开着价值1000万的公司飞机到处兜风,自己不过损失200美元。这就好比5万多人一起分摊费用,总有人高喊“麻烦多上香槟”!

  对于“分摊费用”难题,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令CEO拥有所在公司的股票。假如某位女企业家拥有公司股票,而她花公司的钱买了一幅100万美元的毕加索画作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没人能抱怨什么。我们用不着再担心她是否曾挪用公款,毕竟,她也要自掏腰包买那幅画。

  对CEO而言,公司不是自己的,公司价值最大化对他毫无意义。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股东们只需按市场价出卖股票。这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此时,CEO不再拿固定的高薪水,而是跟着公司分红,CEO的收入将跟公司盈利或亏损的状况高度相联。

  CEO有能力应付高风险,不仅因为微小的刺激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左右CEO的行为,还因为除了钱,其他刺激对CEO基本都不管用。所以,令CEO的薪金紧盯股票价格,换句话说,就是令CEO拥有大量期权,是非常有道理的。

  高薪的可疑点

  当然,也有学者发牢骚:“大多数美国公司里的头头儿都像官僚一样捞钱。”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确实如此。当时,假如一年内CEO甲能使公司利润增加20%,CEO乙只能使公司利润增加10%,甲赚的钱仅比乙多1%.在这种情况下,CEO玩忽职守,不顾公司运营成功与否,只顾自己捞油水,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现在时代变了,CEO们赚钱不再跟官僚似的,而更加像那些财阀,或者说得再贴切一点,更像大盗。

  2005年,美国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富裕国家里的CEO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以奖励机制为基础的薪酬规划,如各种各样的奖金、津贴、长期刺激机制等。自20世纪80年代起,CEO的收入逐渐与公司真实运营情况关联起来。举个例子说,在美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公司的股票价格放在一起作比较,排倒数三位的公司,其CEO一年赚的钱大概有100万美元,而排在前三位的公司,其CEO一年赚的钱能达到500万美元。这就是“略微成功”与“相对失败”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而收入差,归根结底,是股票期权交易越来越广泛地进入经济生活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一切似乎都具有正面的经济意义:给CEO大量期权,从而使他们不必再去偷股东的钱。但细心的股东还是会发现,这其中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CEO或许早先偷过股东的钱,股票期权就是那不义之财。

  也就是说,利用期权补偿CEO的计划,确实本身就有多个可疑之处。

  股价下跌的时候,公司往往把期权里约定的价格向下调。本来规定按每股100美元买卖,可能期权一经修改,就变成了每股50美元。这样,哪儿还有给CEO的“尖锐刺激”?与之相反,公司给CEO的承诺似乎成了:“公司股价上涨,你的期权能让你发一笔横财。公司股价下跌,别着急,我们还有别的办法,保证你总能大赚一笔。”这样的刺激能包含多少理性的成分?

  CEO的高薪中还有其他可疑的地方。对于这类图谋不轨的计划,普通的观察员大概参不透其中的奥秘,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复杂的技术性知识,在这里我也不做过多讲解。但他们有一个最常使用的伎俩,叫做重装股票期权,这种期权能够锁住哪怕最短暂的收益,从而令CEO在股价不稳的时候也能有利可图;另一种伎俩是回溯期权日期,此时,公司慷慨地发放期权,却在期权真正放出的时间上做手脚,从而演示了自己过度的大方。

  我们怎样才能发现公司中这种诡计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公司常常刚发放完期权,股价就上涨,这时做期权交易肯定非常赚钱。像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时间算得太准了,准到不可思议,要么就是官方公布的日期有“猫腻儿”。总之,期权发放日期必定使CEO利益最大化。回溯如果透明度不够,有人就可能从中作假。

  那些各种各样似有可疑的期权,其症结所在并非是公司发放期权时太过慷慨。公司向自己的CEO超额付薪办法多的是,只是,稀奇古怪的期权会产生稀奇古怪的动力(对股东不利)。同时,利用期权作假,比较不易被发觉(同样对股东不利,但对贪婪的CEO有利)。

  股东的难题

  这就不难理解,股东们看到自己的钱都成了CEO们的高薪,而他们的薪水跟业绩基本上毫不相关时,股东们为什么愤愤不平了。

  但问题是,按道理说钱都是股东们的,股东可以投票,解散董事会。股东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对于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一个完全理性的解释。

  假如我总共拿1万英镑去买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FTSE100)里每家公司的股票,我敢说,我会非常关注股市的一举一动,但我不会去在意某一名CEO的薪水情况。我在100家公司里的每一家都投资了价值100英镑的股票,假如某位CEO侵吞了1%的公司财产,纵然这在他数量巨大,而我的损失才不过1英镑。再加上CEO又很好地伪装自己,我恐怕永远发现不了这件事。这些CEO加起来从我身上拿走了100英镑,但我做不到同时向他们所有人讨要我的钱,我只能试着一次击败一个人。我自己单枪匹马肯定不行,若再去联络其他股东,拉他们跟我一起投票解散董事会,我得费多大的劲啊?

  实际上,真正的情形比这还糟糕:一场分摊费用的游戏,外面还套着另一场更大的分摊费用的游戏。即便我和股东里的其他积极分子确实找到办法联合起来,推翻了一个十分慷慨的董事会,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使公司连续陷入一系列危机之中。同时,其他公司里的董事们在看到我们小小的股东革命后,会稍稍勒紧腰带,从而那些公司的股东们将从中受益。我们这些勇敢的革命家则最有可能付出艰辛,结果白赔钱。

  这个假设意味着,CEO们只要不过分激怒股东,就能够高枕无忧。就像在那家黑店一样,若是某个服务生上来抢我的钱包,我必然要坚决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再上一瓶没人喝的红酒,会怎样?我就算看到服务生把酒端上来,放在桌子那头,我又能做些什么?

  避免激怒股东,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把他们全蒙在鼓里:稀奇古怪的股票期权,以及各种相应的掩盖措施,令CEO们一方面赚得痛快,另一方面却不必担心会计账目上出任何细小的差错。还有许多其他的诡计,包括“软贷款”,以及给退休主管们的“咨询费”等。这类伪装都是股东难以发现CEO的高薪中那些可疑的地方,于是,股东也就不会对之追根究底了。

  当然,不是所有CEO都能利用伪装赚大钱。纵然大部分CEO在“凭运气赚钱”,他们的大额奖金跟工作中的付出不相连,而跟商品价格等外在因素挂钩。但这种情况,在那些至少有一位“重量级”股东的公司里就少见得多了。这是有理性意义的。大股东能够很好地解决“分摊费用”的难题,这与岳父请你吃饭,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你,你肯定不敢点香槟酒是一个道理。不幸的是,股东力量涣散正是上市公司的本质特征,有些难题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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