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干部政策

　　我找到两个比较靠谱的指标，来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治世。一个是国民的平均寿命。处于治世的人民，应当身心愉悦，寿比南山。短命鬼层出不穷的时代，难谓治世。另一个指标是在押人口与国民人口比。靠铁拳和铁窗治理的社会，肯定不是治世。

　　治世在哪里呢？我在翻阅《贞观政要》时，看见说“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意思是到了贞观四年，判决死刑的，全国只有29人，几乎没有人犯法，刑法都快要搁置不用了。这就是治世了。

　　治国重在治官。贞观四年就是公元630年，距今1379年。在那遥远的历史时空，唐太宗是如何治理官吏的？他的干部政策有何独到之处？我研究了一点点材料，发现唐太宗的干部观，很有科学性，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

　　贞观元年，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员贵精不贵多。滥竽充数的官员，如同画地作饼，徒劳无益。请你们认真想想这个道理，编定官员的职数，裁汰官员。房玄龄们立即行动起来，将文武官员的编制定为640人（按此前为2000多人，裁掉三分之二）。《新唐书。百官志》上说：“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730员”。“省内”是指中央部委，“外官”是指地方要员。虽然两个数据有差异，但官员数包括中央和地方应无异议。“730员”应当指主要领导，不包括吏（普通公务员）。全国仅730名领导，玩转大唐，左右世界，简直太神奇了，但历史确实如此。我国的现状如何呢？据有心人测算，江苏省的厅局级干部就达3884人，是唐朝全国官员总数的五倍多！如果唐太宗重返人间，他一定摇头叹息。虽然矛盾叠出，他肯定不给中纪委扩编，不给最高法院扩编……这不符合他的科学干部观———“务省官员”。

　　他曾交待房玄龄：“自此傥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这是说，从今往后，假如搞艺术或杂务工作的人，技艺超群，可以赏点钱帛，一定不许破格授予官爵，与朝廷上的贤臣们并肩而立，同坐吃饭，使士大夫感到耻辱。按照这一政策，电视台的主播一定当不了市长———免得贤臣良相们耻辱。处级和尚，部级校长之类的事，他也肯定不为。

　　良好的政策需要制度来落实。查《唐律疏议。职制》的“置官过限及不应置而置”条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后人知而听者，减前人置等一等；规求者为徒坐，被征者勿论。”唐朝对于中央和地方，通过编制“职员令”的形式，实施官吏总量控制。官吏超编的，不惜动用刑法。多一人，杖一百；多十人，处徒刑二年。后任的官员明知前任多置官吏而听之任之的，比照前任的罪行减一等查处。对于违规求官的人，处以徒刑。被迫违规做官的，不予处罚。可以看出，依良法行政是唐太宗的第二项干部政策。

　　通过务省官员和公职人员法治化，唐太宗成功地解决了官吏数量问题。那么，他又如何解决官员的质量问题？

　　贞观六年，太宗对魏徵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法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此处可以窥见唐太宗干部政策第三个原则———“慎择”。用人之难在于识人。用了正人君子，则好人都得到劝勉；用了恶人，则行为不端的人都会钻营。报载，邯郸市十年换了七任市长，这类蠢事唐太宗绝对不干。

　　贞观三年，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杜如晦回答说：“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贞观六年，魏徵对太宗说：“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作用。”

　　以上这段，是唐太宗与长官们讨论官员的才与德问题。太宗说，我看你们人事部门近年来选择人才的时候，只考察口才和文才，不了解他的德行。数年之后，有些人恶行暴露出来。虽然我用刑法惩治他们，但老百姓已经遭殃。怎样才能起用善良的人呢？杜如晦的答案是，用人要考虑该人的口碑（行著乡闾）。魏徵的答案是“才行兼俱”。理由是，才能平平但为人善良的人，虽成不了大事，但也成不了大害；假如恶人很强干，则为害极多。综合他们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干部政策的第四项内容———德主才辅。才行俱兼当然最好。实在不行，德主才辅。有无博士文凭，唐太宗估计不大看重。

　　怎样才能求得贤才呢？我们来看两个小故事。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仆射是尚书省长官。太宗说，你们是尚书省长官，应当为我求贤访哲。听说你们每天受理的案件数以百计，整天看材料，哪有时间助我求贤？从此以后，只有冤滞大案你们才管。太宗在此表达了他的科学领导观：领导不能陷于事务，而要访贤。

　　同样是贞观二年，他对右仆射封德彝说：我让你给我推举贤能，你一直没有作为。天下的事如此烦重，你们要为我分忧。你们不举荐，我指靠谁啊？这个名叫封德彝的领导辩解说，不是我不努力，是没见到奇异的贤才啊。太宗批评说，古代圣明的君王都是选拔当时的人才，而不是向别的朝代借用人才。难道非要等到出现傅说和吕尚（古代两个著名的贤臣）这样的人才，才能治理国家吗？哪个朝代没有贤才啊？怕的是你们遗漏不知道！太宗的话很不客气，弄得封德彝脸红脖子粗地退了下去。在此，唐太宗亮出了他的核心人才观———

　　贤才代代有，就怕你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