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正在 “换道超车”

长期以来，人们常用“从1到n”来形容中国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擅长将已有的原创想法加以复制、放大，并实现规模化。这与所谓的“从0到1”形成对比，后者通常意味着“原创创新”。“中国人只会模仿、不会创新”的观念，也因此长期根植于不少人的脑海中。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逐渐普及，愈来愈多中国创新者开始涌现。他们很快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平台机会，并在这基础上创造不少新的产品与服务。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早期不少互联网商业模式受到了美国企业的启发，甚至抄袭。这种说法并不完全错误。但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互联网企业并没有简单地照搬美国模式，而是根据中国独特的市场环境进行调整，并发展出与原有模式明显不同和更丰富的产品、运营方式和数字生态，创造出真正适合社会需要的产品与服务，而且往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今天，很多中国企业依然非常擅长“从1到n”，但同时，不少亦愈来愈具备“从0到1”的能力。当然，严格来说，没有任何真正的创新是从绝对的“0”开始的。所有创新都建立在某些已有基础之上，差别只是在程度上而已。

从追赶到“换道超车”

但今天，中国的创新者正在做两件事情，而单纯用“0到1”和“1到n”这两个维度，已经不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第一，他们正在开辟不同的技术路径和商业化路径。第二，他们不仅愈来愈多地参与重新定义技术标准，也开始重新定义产品范式、商业模式乃至整个产业生态。

中国创新者正在走出一条不同于既有路径的创新道路。中国人经常把这种方式称为“换道超车”。最近，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所采用的开源和开放权重模式，便成为一个受到广泛讨论的例子。但实际上，多年来，我们已经在不同产业中看到不少类似的情况。

所谓“换道超车”，并不是继续沿着同一条技术路线追赶领先者。在一些行业，当竞争对手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当成熟的体系时，中国创新者选择走另一条技术路线或商业化路径，由此创造新的产品，有时候甚至围绕这条新路径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生态。

在太阳能光伏产业，中国并没有把创新局限于实验室中不断提高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而是建立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并通过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不断重塑整个行业的成本曲线。在移动支付领域，当信用卡在中国尚未达到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普及程度时，中国已经建立起基于智能手机和二维码的大规模支付基础设施。

在无人机行业，大疆创新没有沿着西方长期聚焦大型军用和科研无人机的路径前进，而是通过整合飞控、硬件、影像和用户友好的软件，重新定义了消费级航拍无人机，并将这一市场推向全球。在锂离子电池与储能领域，中国电动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加上产业政策、制造规模以及日益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共同推动了从材料、电芯、电池包到储能系统的完整产业链快速发展。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并不仅仅是把已有产品做得更便宜，或者把生产规模做得更大。更重要的是，它们正在重新定义一项技术应该如何实现规模化，一种产品应该如何被使用，以及一个产业生态应该如何形成。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追赶”并不一样。所谓追赶，是在同一条跑道上竞争，不断缩小差距，最终超过原有的领先者。

“换道超车”意味着不再完全跟随竞争对手已经建立的路径，而是重新建立一条技术路线、一种产品范式以及一套产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开始形成一些能够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标准——至少是在那些愿意接受和采用中国标准的地区。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企业对于国际标准制定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技术标准上。

从技术标准到工业重塑

5G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5G标志着中国从国际通信标准的主要接受者，逐步转变为国际标准的重要共同制定者。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与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企业标准组织一起，广泛参与了通信协议、网络架构、编码方式、专利以及技术规范的制定。

但今天，中国创新者的影响已经超越技术标准本身，开始进一步重新定义产品范式、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企业不仅在电池、电机、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软件和整车集成等领域展开竞争，同时亦将一系列商业模式重新组合，并加以规模化，包括直销、线上服务、持续的OTA软件升级、换电、电池租赁、智能座舱服务以及车路协同等。

其中一些模式，例如直销和持续OTA升级，最早并不是由中国企业开创。但中国企业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些模式进行了调整、整合和规模化。换电和“电池即服务（Battery-as-a-Service）”，则是中国企业提出的更具差异化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新的范式下，一辆汽车不再只是一件通过一次性交易卖给消费者的硬件产品。它可以变成一个智能、互联，并能够持续升级的产品。企业的收入来源也可能从单纯的整车销售，进一步延伸至软件、能源以及数字服务，尽管目前部分订阅模式的商业可行性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中国企业正在参与塑造——而不是单方面定义——下一代汽车产业将如何运作。

开源大语言模型也反映了类似的变化。许多美国领先的商业基础模型主要通过封闭系统、API调用和按使用量收费的模式提供服务，因此最前沿的AI能力往往集中于少数大型科技企业之中。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出现了包括DeepSeek、Kimi和Qwen在内的一批开源模型，并逐渐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开源AI生态。在全球开放与封闭模式同时并存的背景下，这些中国AI企业通过发布模型权重，让企业能够进行私有化部署和本地微调，同时通过托管推理、企业部署、行业定制以及相关解决方案获得收入。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开发出性能接近美国领先模型的产品。它也可能改变AI产业中价值与能力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分配方式。当一个生态建立在更容易获得的基础模型、更低的部署成本以及更具行业针对性的定制之上时，便会有更多企业能够基于基础模型进一步开发自己的应用和能力。

移动支付和消费级无人机背后其实也是同样的逻辑。中国企业并不仅仅改进了某一项技术，它们也重新定义了产品形态、使用场景以及产业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方式，从而帮助创造或扩大了新的市场。

中国的创新已进入新阶段

中国创新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2000年代初期到2010年代，许多中国企业主要通过对标西方企业、不断追赶以及积累技术能力的方式向前发展，并逐步从标准的跟随者转变为技术标准的共同创造者。

当然，这种演变从来不是整齐划一的，也无法按照某一个明确的年份进行切割，一些中国企业早在2020年之前已经开始开辟新的道路，而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追赶状态。不过，进入2020年代以后，愈来愈多中国企业开辟不同的技术路径，并更加积极地重塑产品范式、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

中国创新产生的影响，也因此正在从单一技术和产品扩展到整个产业的运行方式。例如DeepSeek和Kimi等中国开发者正在推动全球AI进一步走向更容易获取和部署的开放模型。它们的重要意义不仅在模型性能，更在于说明先进的AI能力可以通过成本更低、更容易部署的架构，被更广泛的企业和用户所使用。当然，更准确的理解是，这些模型属于全球开放模型运动的一部分，而并不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价值体系。

其背后一个更加深远的含义是：一个模型究竟以什么方式开放、如何部署，以及采用怎样的成本结构，将会决定哪些人能够使用AI，以及整个产业的价值最终积累在哪里。

重新思考中国创新

因此，要真正理解这些变化，我们不能只从传统的供给和需求角度观察。我们还必须考虑技术架构、生态治理、安全、社会影响，以及能力究竟如何在不同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

中国创新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地扩展至全球。简单地以“0到1”或者“1到n”来定义中国创新，已经不足够。我们需要一套更加完整、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才能理解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未来又可能发生什么，并更加准确地判断中国在这个新世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者也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种转变。对不少观察者而言，他们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已经从过去被广泛视为模仿者，逐步成长为一个能够吸收并转化来自世界各地的想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国家；而今天，中国也正在愈来愈多地贡献原创技术、参与标准制定，并开辟不同于既有体系的发展路径。

这一切的根源，来自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与文明，以及数百年来对具有中国特色现代性的持续探索。

作者简介：

Dr. Edward Tse，高风管理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兼CEO，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客席教授、长江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董事、顾问委员会委员暨客席教授，以及一些大型中国企业和国际投资基金的独立董事。曾任职麦肯锡公司的美国旧金山办事处，之后他于1990年初回到大中华区。谢博士是中国管理咨询行业最早的从业领军人物之一，曾经担任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中国区总裁和博斯咨询公司（Booz & Company）（前称Booz Allen Hamilton，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大中华区董事长、总裁。为包括国内外的数百家企业提供过咨询服务，涉及在华商业的各个层面，以及中国在世界的角色。他曾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中国政府不同层次的机构提供过战略、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建议。他已撰写数百篇文章以及7本书籍，其中包括《中国战略》（The China Strategy，2010年）、《创业家精神》（China's Disruptors，2015年）、《变局思维2》（2025年）和China in The New World（2025年）。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士、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博士、M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