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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文
商学院知识与人才培训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1999年6月20号，《北京青年报》在头版登了“北大二十万元招聘教科书作者”的新闻。四年多过去了，非常遗憾，这个计划还没有实施，因为收到的方案没有任何一个能达到我心目中希望的那样一个标准。为什么？我感觉到，最关键的是中国商学院教授、学者并没有真正地从事有关中国商业实践、管理实践的研究。
我深深感到，中国商学院不缺乏教书匠，缺乏的是真正有水平的、懂得现代管理知识的研究者，真正的学者。很多人也在不断地批评，说中国的商学院最大的问题是商学院的老师不懂管理实践。我一直对这样的批评持不赞成的态度。我说中国商学院的老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懂管理实践，而是没有管理的理论，没有真正的研究管理问题的分析能力和构建模型的能力，所以在课堂上他们所讲的这些东西不能被很多具有管理经验的管理者认同，反过来被批评为不懂管理实践。所以光华管理学院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做的事情就是打造一个真正的研究型的商学院。我们有一个口号“知识创造财富”，我们加一句话 “光华创造知识”，衡量光华成败的标准，或者说衡量大多数商学院成败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究竟对人类的知识，特别是对人类的管理实践所积累起来的知识能够有多大的贡献，这是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努力想做的事情。
首先，我想谈一下师资队伍的建设。光华管理学院从1999年开始，花了很大力气做的就是师资队伍的建设。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招聘了40多位新的教员，使我们教师队伍的素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的招聘程序是透明的，我们选人主要是看学术标准，看你的研究潜力有多大，研究成果有多少。更重要的是看你是不是优秀的学者，是不是能够创造出知识来。我们现在只招两类人，一类是有成就的，另一类是刚刚毕业的，当然这是风险投资，也许你会失败，也可能你会成功。在这个管理之下，我们光华管理学院最大的变化就是师资质量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老师都是教书型的，现在转变为研究型为主的，每一个老师在自己的专业里面都有很好的造诣。
在招聘教员方面，大家可能都会关心光华管理学院怎么吸引人，待遇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学术环境、氛围?。光华管理学院从海外招聘的讲师的报酬已经超过我们在这里工作几十年的教授，超过厉以宁教授，包括超过我本人。一开始，我们有一些老的教员有一些想法，我承认，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同样的，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在不同的工资待遇下工作，这也是我们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方面，我们确立了一个好的学术标准。应该说，我们国内整个学术界比较混乱，究竟什么是优秀，什么是不优秀，没有一个标准。我们在提升教授、副教授的过程中，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学术思想不能由学生评价，应由老师自己相互评价。我们要解决学术思想界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得每一个学者欣赏更优秀的学者。
同时我们也特别注重引入外国的评价，我们很多评价，包括招聘教授、招聘教员，一定要请外边的优秀的、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人写评语。
我们的评价也是公开、透明的，光华管理学院在提教授、副教授的时候，程序都是所有申请人给所有的教授做报告，对你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说明，然后进行讨论，进行不记名投票，这个投票并不决定最后的提升，但是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在教授投票当中，这个人得票很低，提交到学术委员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反过来有一些人，最初并不是首选的，但是在教授的评价中非常高，可能就把他列为最优先考虑的提升对象了。
在建立学术标准方面，我们非常注意核心期刊的认定，政府搞了一些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光华管理学院对其中的大部分是不认同的。我们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制定出在哪些杂志上发表论文才可以作为申请晋职的资格。我们对有些教授在很糟糕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认为不仅不应该奖励，而且还应该罚款，是给我们丢人。
在实施评价体系中，光华管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也是不断调整的，越来越年轻化，自1999年以来，一半以上的学术委员已经调整了，新进的学术委员会的人员都是在这个领域里出类拔萃的学者。
第三方面，创造一个研究型学院文化氛围。过去教授平时都在家里，只是在上课的时候来学校，和学生见一面，这不像一个学校。一个真正的研究型的学校，教员应该是用大量的时间和学生一起交流，包括吃饭可能都在讨论问题。看一个学校的教育水平，你可以看在饭桌上大家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光华管理学院在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从1999年开始，我们开始进行“午餐研讨”。国内的学术会议比较少，非常可怜。我们鼓励我们的教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当然前提是在这个会议上有论文进行演讲。我们也在不断加强与国外商学院研究方面的合作。走出去，请进来。
第四方面谈谈我们的博士项目。中国大学的博士项目已经搞了20多年。我有时候在想，中国博士项目是不是引进得太快了？当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准的时候，我们却在培养博士。
我们知道在中国人文科学界经常招在职博士，有官位，或者官位比较高，这样导师脸上有光，或者有钱，可以给导师研究经费，这是文人自己贬低自己。
我们从1999年开始，第一步，50岁以下的博士生导师不能招收在职博士，这在国内当时还是比较超前的；第二步，录取的时候不再确定博士是哪个导师。这样在招生这一关就杜绝了很多不正之风，保证招生的质量；第三步，我们在去年开始不再招收在职博士。
同时我们也设立了新的项目。这些项目是全英文教课的项目，第一年我们招收了7个人学习市场营销、组织行为专业，这是需要精心打造的。这个博士专项，我们请的都是国际上有名的教授来授课。
下一步我们要全面废除博士生导师制度，博士生导师制度在中国是特殊的现象。在我们国家教授、副教授水平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教授当中的一部分当博士生导师。光华管理学院有十几个讲师，带博士生水平绰绰有余。同时有一些教授并没有足够的水平带博士生。我们以后要废除博士生导师制度，根据论文的方向选定导师，实行双向选择。
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在中国很多的学校里面，一些导师，一个人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博士，不知道这个老师怎么带这些博士，放羊都要有一个数量，太多都管不了，何况是带博士生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
第五方面，博士后制度问题。在国外，博士后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就给别人做研究助理，或者做一些研究，主要是研究者。在中国博士后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制度。在念博士后的时候可以提副教授，念完一个博士后以后又申请到另外一个地方念博士后，两年可能就提教授了。光华管理学院过去也有这样的情况，现在有严格的规定，博士后期间，任何人都不要想从我这儿提副教授、教授，有本事到哪儿工作到哪儿提。现在我们放得更开了，如果导师有钱、有项目、有研究经费，就可以雇、招博士后，作为研究助理。但是有一条，就是这个人必须有学术前途，不能随便找一个博士后就可以，而且不能找在职博士后。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在行政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中国传统的商学院完全是内向型的，这是行政管理方面，所有的行政人员，按照传统的观念讲就是国家干部。一个人一旦抱上这个铁饭碗，他工作的积极性就大打折扣。我们过去有一些行政人员，没有什么水平，但是他敢对教授发脾气。从1999年开始，光华管理学院大部分行政人员是从市场上招聘来的。
最后一点，就是商学院要跟传统的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的政府体制进行斗争。过去的政府部门评价体系应该废除，否则对中国的商学院发展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市场，就应该自然形成一个评价体系。政府要真正放权，不要对学校管那么多。政府应该相信，学校会为自己的品牌、名声去做努力的。
如果政府在这个方面采取过多的干涉，中国要办成一个商学院真是比较难。我这几年亲身的经历感觉，如果没有过多的政府的限制，我想花三分之一的精力就可以达到现在同样的效果；如果我花三分之二的精力，可以达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
我们要创造一个研究型大学，要形成一个专业化的学术队伍。
现场争论
观众提问：袁岳先生的发言很多是跟张维迎先生的发言针锋相对的，我想听听张院长的评价。
张维迎：这不是很好评价，他是搞企业的，我是搞学院的，站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从我们商学院的角度来讲，我刚才时间有限，谈的观点只是某一方面的。我们的教授什么时间在媒体一般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也可以，是你的功夫练到家的时候。如果拿博士学位，就成天在报纸上写东西，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有水平的学者。最高水平的学者，必须要对现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感悟，并不等于成天在现实当中逛。这是一个社会分工。
从经验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商学院的教授商业经历超过一个一般公司的老总，但是创造知识，人类的进步就是这样做出来的。这些教授以他们的片面性，以他们对某一个问题执着的研究，在这个领域发现某一个重要的关系。但是作为实战家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的研究要在你的脑子里像一个搅拌机一样进行搅拌，最后才能管理企业。一个很好的管理学院的教授，包括哈佛的教授，让他当企业的经理可能搞得一塌糊涂。包括张瑞敏、柳传志，到大学讲课，讲三个小时掌声雷动，讲六个小时马马虎虎，讲九个小时人跑光了。学问就是学问。这方面大家要有公平的认识。
刚才我强调一点，很多人认为我们商学院的教授讲课大家都不喜欢，是由于你没有商业经验，我刚才强调的是他们没有理论。我跟袁岳理解的理论不一样，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不能在现实复杂的关系当中概括出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来，寻求出一个因果关系，就不能叫理论，所谓理论不是背了几本书，要真正搞一个创造。
商学院的教授研究的东西有没有用，依赖于经商的人，要看企业里的人吸收能力如何，让一个三岁的小孩看《红楼梦》肯定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商界吸收知识的能力要提高，一个真正的企业领导人要把企业做大，如果没有能力吸收这些最前沿、最尖端的知识的话，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好的企业领导人。反过来，学术界也是一样，要保持对企业独特的敏感性。
主持人（经济观察报社副总经理陈婷）：请问袁岳有什么补充？
袁岳：首先，我个人认为我的观点和张维迎院长的观点是没有冲突的，而且我赞同张维迎院长说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路线，我的观点是希望商学院作为一个补充成分来考虑。从刚才张维迎院长所说的意见来说，我认为，他回答问题不太准确，不是回答了刚才这位朋友提出来的问题。另外，站在某种角度来说，是把他的观点做了强化。
我帮光华管理学院干过脏活，当过面试委员，做过讲座，我有一点感觉，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水平是蛮高的，但是不如副教授水平高，而且包括一些讲师的水平也不弱。张院长举了一个例子，有的教授是讲课讲得好，干公司干不好，但是我要说，有些教授讲课讲得好，干公司也干得很好。作为职业教育，实践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学院的院长也许觉得我的观点作为一个补充成分或者平衡因素是可以考虑的。商学院也许有不同的流派，张院长领导的人理论系统能力比较强，可以做大领导，可能更多的人还只能是做一般的活儿。
张维迎：商业学院也是分层次的，比如波音公司生产大飞机，但是很多公司生产小零件。教授是创造知识的人，我是从北大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愿意堕落为一般的教书匠。现在国家管理体制的毛病是所有这些东西按统一的要求来做。办一个研究型大学和一般的教学型大学不一样，商学院不可能和所有的管理培训都一样。美国一些不错的商学院，拼命地跟市场上的公司进行竞争，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我在上游，你在下游，是一个链条。
我们光华管理学院也有一些外包，我认为领导需要这方面的素质，但是我们商学院不负责这方面的能力。
■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袁岳／文
将工具性知识教学提升到战略高度
首先下两个定义。我可能会跟商学院院长的看法不大一样，第一，我不认为商学院是一个以学术为主导的学院，它应该是一个职业学院，应该讲究匠术的学院；第二，作为职业学院，教学内容应该分成两部分。第一个是职业知识，叫做知识型的知识，带有一定的学术色彩，使我们认识经营管理，第二个是工具性知识，告诉我们怎么样做。
我对商学院有三个评论：第一，重视了知识型知识的提供，但是缺乏或者说工具性知识的提供严重不足，跟商学院的本质有比较大的偏差。我形容成车马，知识型的知识充当了主角，车很大，马很小，造成ＭＢＡ毕业以后，用人单位可以感觉到现在的ＭＢＡ实战能力比较低；第二，充分理解工具性知识和知识型知识存在非常大的不同。如果不动手，如果你没有亲自参与其中，你说的东西，人家就感到这不是真的发生的事情。正因为缺乏这方面知识的辅导，所以商学院充斥着真理，当然不同的学院也有差异；第三，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叫做“沉闷的重复”，人家讲过的东西，再重复一下，翻译的时候还没有翻译准。另外，片段的拷贝，本来是一个体系，我们却只翻译出一本书来。
所以，根据这三个问题：第一，在教育体系中，要有知识型知识的框架，要有更多的使知识型的知识的运用成为可能的工具性知识。有营销原理，但是没有营销技能是干不了的。这是使天上的东西变成地上的东西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第二，在教学中，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应该具有较多的内容，使他们有广泛的可能性来自己动手和参与到创造或者体验这些工具型知识的学习过程中间去。
第三，改变现在对于实践知识的教育方式。实际就是案例教育，现在有两种，第一种是事实的堆砌，只是一个故事，这个事情有什么含义，从教学的角度，或者研究的角度说明了什么，这个东西具有可模仿性，或者可改进性，或者是可反对性。我看了很多案例，总的来说，案例简单事实堆砌的部分比较多，透视的成分比较少，而且，案例更像是宣传海报。我们不能把案例变成一个简单的编撰。
我们真正未来的工具性知识，虽然有一部分来源于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案例，很大部分是来自于本地知识，来自于本地发生的现实问题。科特勒的营销理论很好，但是有两个最基本的限制，第一个，更多是Ｂ2Ｃ领域，Ｂ2Ｂ领域是相对薄弱的；第二个，是比较运用于纯净市场的。中国的市场是灰色市场。说到底，商学院本身就是一个将实践智慧地总结出来进行分析、思考、批评性的反省，回头可以拿到一些技能，再回到实践中的过程。从教学内容的角度，站在中国来说，对于本地知识、工具知识的总结非常重要。
我们把工具性知识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比如说文章到底发表在什么地方，我不认为商学院的教授和教师就应该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为什么不能够在财经媒体上发表呢？甚至可以做一个案例，案例不见得发表，但是可以放在各式各样不同的地方，必须在野地中生长。商学院的教授们根本就没有批评能力，因为只有奋斗出来的企业家才有一定的批评能力，而他们主要看的不是学术著作、学术刊物。
第二点，我们对于人才的吸引。具有严格学术背景的教授，在那样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教授，用于知识性知识的教育是可以的，但是在工具性知识的教育上不见得可以。一个谈判、领导术、公共关系、沟通、实际财务运行技巧、创业、营销技能这些方面非常有心得，而且有很强的反思能力的人，不见得拥有博士学位，很可能连硕士学位都没有。我认为在商学院中间至少应该有这两套人才的体系，而后一种人才体系在相比较人员中间是核心的。中文系的教授整天在大学里讲课，不可能成为很好的作家。如果工具性的知识被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我的看法就是对博士的培养方式要有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点，科研投向。工具性的知识意味着需要我们挖掘这些课程和技能，是一个系统投入的工作，在科研工作中是系统的挖掘和开发。一方面，站在学院管理和学校管理的角度来说要有计划的投入；另外一方面，正因为这样的知识具有对实际工作很强的工具性的指导作用，所以当你争取这项经费的时候，不见得全部拿学校的科研经费，事实上非常好的工具性知识的挖掘可以从企业中间得到客观的支持，可以改变科研的模式、商学院的课程开发模式。和企业以及社会各个方面资源的整合中，使得工具性知识不仅仅是一个想法，而且能够得到很充分的整合。
站在前瞻的角度，站在对现有资源分配和应用的角度，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我是站在第三者、第四者的角度，我愿意发表这样的观点，一部分代表了客户的观点，另一部分代表了我们自己的观点，也许不一定很周全，至少代表了我工作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