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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理论却再次赢得了很多人的热捧。
这不是发生在美国，虽然这位生于奥地利的管理大师的一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美国度过的，直到他在2005年以95岁的高龄去世。德鲁克一生共著书39部，尽管其中大部分目前仍有再版，但并不像二、三十年前那样是美国图书畅销榜上的常客。
不过，在中国，德鲁克却是当前最热门的人物之一。在过去几年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城市成立了14所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教学中大量使用德鲁克的著作，这样数千名学生就能迅速掌握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所需要的管理精髓。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首席执行长杜绍基(Henry To)说，德鲁克提出的正直和谦和等老派价值在中国很有市场。德鲁克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顾问和教授，研究美国大型知名企业。根据它们的经验，他敦促管理者制定明确的目标，重视员工和客户的价值，不要唯利是图。
杜绍基说，对于领导力，德鲁克指出正直是首要的；他说领导人也要倾听、采纳员工意见；这和中国传统的儒教不谋而合。
与很多美国管理大师不同的是，德鲁克常常把他的理念扩展到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非营利性和政府领域。这种全方位的关注深合很多亚洲国家的口味。与美国相比，这些地方的国家政策和私营企业的主动性之间联系更为紧密。
德鲁克上个世纪70年代的代表作《管理》(Management)一书今年早些时候由和他共事已久的加州克莱蒙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教授约瑟夫•马奇里洛(Joseph Maciariello)进行了修订。不过德鲁克在美国的影响力却在日渐消退，原因之一是他书中提到的案例常常是另外一个时代的老皇历。
他的书中有时会讲述上个世纪40年代的陈年旧事，当时他是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Corp.)首席执行长、传奇人物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的顾问。他的书中完全没有今天最畅销的商业书籍中频频谈及的谷歌(Google Inc.)、私人资本运营基金或是其他新技术或是大型金融公司。
不过，在中国的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他对商业历史不厌其烦的提及却被认为是一种优点，而不是缺点。杜绍基说，我告诉学生们：真理是不会过时的。
杜绍基说，如今中国正在快速发展自己的制造能力，中国的管理学生应该研究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工业成就，而不是被今日美国各种后工业时代企业的喧嚣分散了精力，这样做也许会更有帮助。
正是德鲁克本人为自己奠定了中国对他的理论的热捧。2000年，他和非营利性机构光华慈善基金会(Bright China Management Foundation)的高层会面，启动了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光华慈善基金会主席邵明路说，去年，有6,000名中国管理者从学院毕业。他预计今年的毕业人数将增加20%。
其他亚洲国家也在追捧德鲁克的理论。上周，全球德鲁克爱好者在加州克莱蒙大学德鲁克-伊托管理研究生院(Drucker-Ito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召开会议，讨论了各自的工作，通过各种德鲁克学会和一个名为德鲁克研究院(Drucker Institute)的组织传播他的理念。
一些最为详尽的介绍来自韩国和日本的德鲁克倡导者。在韩国，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长定期在一个读书俱乐部会面，讨论德鲁克的著作，以及如何把他的理论运用到公司上。日本爱好者出版了一份名为《文明与管理》(Civilization and Management)的期刊，努力将德鲁克的想法应用到当前问题上。与此相反，美国的与会者看起来更加倾向于回顾过去。他们调侃说，上个世纪70年代德鲁克的书籍比《性爱圣经》(The Joy of Sex)还要畅销。德鲁克从前的学生和同事回忆了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他们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想念他”。
彼得•德鲁克研究院的董事长鲍伯•布弗德(Bob Buford)表示了他的担忧，他指出美国的商业领导人常常追求时髦、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学者或是评论员认为最新鲜的领域。这就使得在美国更难令公众坚持德鲁克的理念。
德鲁克的写作风格与很多顶尖商学院的品位相去甚远。他把轶闻趣事和训导混在一起，一些追随者因此把他称为哲学家；而在商学院，人们更多倾向于根据大量统计研究得出结论。
不过，在中国，德鲁克丝毫没有过时的危险。中国的德鲁克倡导者除了开办彼得•德鲁克研究学院之外，还将成套的德鲁克译着捐赠给中国知名高校。他们希望中国学生会来这些几十年前的“德鲁克图书馆”获得启发。
George And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