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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人才能力固然是首要考虑的，但考察一个人的能力必须与相应的职位相结合。这里提出的适用原则，道出了正确使用能人的真谛。能人之能只能体现在某一方面，比如以文才敏捷见长者，任皇帝顾问当为不二人选，但如让他封疆任事，则不仅误事，也会误身。
唐太宗李世民也特别注意能力与职位的关系问题。他明确提出，要根据实际能力降职使用或提拔、根据能力加以任免，既不允许能力低下者长期混岗，也不容许大才小用、浪费人才的现象存在。
贞观八年（６３４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犯颜，直谏李世民修建洛阳宫，李世民认为他忠直可嘉，加以优赐，特地拜他为监察御使。这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发现下属的才德，根据才德将其提拔的一个实例。
贞观十四年（６４０年）十月，李世民要到同州去狩猎，县丞刘仁轨上书奏说：“今秋大稔，民收者十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茸桥，动费一二万实妨农事。愿留銮舆旬，俟其毕务，则公私俱济。”李世民闻言甚以为是，于是“赐玺书嘉纳之”，并提拔他当新安县令。
贞观二十年（６４６年）二月，刑部侍郎缺人担任，李世民要执政大臣“妙择其人”，执政大臣们提了几个都不能使其满意，于是他想起李道裕是一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在处死张亮的问题上，李道裕力排众议，仗义执言，说：“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这种不惧嫌疑的作为，证明了李道裕为人的原则性，于是甚有感触，委任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二十年六月，李世民欲赴灵州招抚敕越诸部，要太子随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说：“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僚，明习庶政，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李世民甚觉妥贴，感“以其忠”，提拔张行成担任了较高的职务。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里有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
贞观十一年（６３７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两位人选应该特别注意精心选择，于是上书李世民，发表意见说：
尚书省是个日理万机的机构，它们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关键部门，因此，寻求尚书省众官员的人选，授予官职，确实是件有难度的事情。作为文昌宫众星（文昌乃星宿名。这里把尚书省比作天上的文昌宫，把左右仆射、六部长官比作文昌宫的众星）的左右仆射、六部长官，作为“管辖”的左、右二丞，乃至各营郎（指尚书省的昕职官），都与天上的列宿相对应，此比是说尚书省的官员任用得合适与否，关系重大。这些职位如果被不称职的人占据了，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位名叫刘洎的治书侍御史说，近来尚书省的诏敕总是拖延滞留，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公文也已经堆满在案桌上了。作为一个才资平庸的人，下臣还是请求陛下允许我叙述其根源。
刘洎指出：贞观初年，国家还没有设尚书令、左右仆射等官职时，尚书省的事务非常繁杂，比现在多出一倍以上。当时任左右丞的戴胄、魏征二人都很通晓官吏事务，他们本身胸怀坦荡，品性刚直，大凡遇到应该弹劾检举之事，无所回避，陛下又施予他们恩慈。百官懂得自我约束，朝中弥漫着一种庄重严肃的气氛，这都是因为用人得当的缘故。到杜正伦任右丞的时候，也比较能勉励下属。
说到这里，刘洎将话锋一转，切入时弊，指出：而到了近来，国家的一些重要法纪已不能正常执行了，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功臣和国戚占据着要位，才不符职，而且彼此又依仗着功劳或权势相互倾轧。在职的官员，大都不遵循国家的法律准则，虽然有的也想奋发努力，但是一遇到逐毁讥谤就害怕得不行。
刘洎这里概括地揭露了贞观中期朝廷中的官场现象，同时指出：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事情多由郎中（尚书省尚书、侍郎、丞之下的高级官员，分管各曹事务）定夺，只有遇到重要事件时才请求上级；而尚书又优柔寡断，不敢做出决定。有的弹劾一经上奏，故意给予拖延，案件的事理本来已经一目了然，但仍然向下级盘问。调查案件没有时限，即使迟延了也不受上级责备。公文一经出手，一般就得历经一年半载。有的办案官员把案子办完了，就不再去追究结论的是非。官员之间相互宽容，出了什么事相互庇护，如此等等。
刘洎认为，选拔众多的优秀人才并授予官职，必须非才莫举，君王代天行事，怎可妄委庸才以任。
刘洎总结说：长期堵塞贤路，实在是不应该的。为消除积弊，就应该精心选任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的官员选任真正做到了才职相称，国家的法纪就会得以完善地实施。同时，还应当矫正小人争权夺利的风气。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就不只是改变诏敕拖延停留现状那样简单的问题了！
李世民闻过则喜，奏章上奏不久，他就任命刘洎为尚书省左丞，全力地支持他，让他在那里放手工作，清理积弊。让合适的人到合适的位置上，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譬如唐太宗之用李道裕、刘洎，都据其性格特点而用，终使人尽其能。历史上的明君在用人的见识上何其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