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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婧 发自武汉
这是一场政府主导的工资集体谈判。谈判双方一方是武汉商贸金融烟草工会联合会，背后是45万餐饮业职工；另一方是武汉餐饮行业协会，代表武汉市大小餐馆食铺四万名老板。
经过3轮谈判、5轮协商、大大小小100多场会议，耗时2个多月后，4月23日，《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正式出炉，明确规定餐饮行业最低工资标准为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30%，中心城区餐饮行业从业者最低工资为1170元/月，新城区最低为975元/月；工资年度增幅不低于9%，每天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每周至少休息1天。5月1日，这一合同正式实施。
作为中国迄今涉及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份集体合同，武汉模式在引发全国轰动的同时，亦为试行逾十年但效果始终不彰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供了一个可供探讨的范本。“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武汉开了个好头。”4月23日，专程赴武汉见证集体合同签字仪式的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工作部部长张建国如是说。
“以上代下”的谈判
这场谈判事实上已酝酿两年。
负责牵头这场谈判的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刘齐辛介绍，作为美食之城的武汉，餐饮行业年产值高达500亿元，但最近几年面临一个尴尬现实：职工工资在所有行业中排在末位，部分服务员的月工资不足1000元。武汉近4万家餐饮食铺有80%属于中小规模，管理不够规范，无度加班，没有基本的医疗、社保。
低待遇使餐饮企业屡遭用工荒。淡季时，用工荒为3%-5%，旺季时甚至达到了15%。
2009年起，市总工会开始酝酿这个谈判，但因金融危机来袭，武汉市总工会暂时搁置了这一计划，直到2010年才重新提上日程。
“员工工资是最核心的利益。”刘齐辛说，只有工资上去了，员工幸福感才会增强，才会有安定感和满足感。而工会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为员工维权。
武汉餐饮行业并没有自己的工会，于是，武汉商贸金融烟草工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商贸金融工会”）成为此次谈判的劳方代表。这并不违反法律程序，因为该工会属于行业工会，商贸包括了餐饮行业。同时，武汉市总工会确定了“以上代下”的谈判方式。“这避免了资方过于强势，要职工直接与老板谈判不太现实。”刘齐辛解释道。
商贸金融工会的常务副主席周国华被指定负责此事。
对周国华来说，前期准备工作是一件细碎的事。
武汉市总工会法律和集体合同工作部部长李胜红介绍，他们先是拟定了一张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你对本区餐饮行业职工收入是否满意”、“你希望得到的最低工资”、“你所关心的餐饮行业工资协商内容”等10个项目。
“这份调查问卷是针对劳资双方的。”李胜红说，拟定问卷内容之前，他们已预先对几百家餐饮企业和员工进行了摸底调查。随后，周国华和其他员工一起，走访了100多家餐饮企业，与1000多名员工进行沟通，最终完成了600份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的结果，变成了劳资谈判的基础。刘齐辛举例说，问卷第4项—“你期望通过开展全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制定的武汉市餐饮业职工比较合适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由于大多数调查对象在既定的6个答案选项中选择了“1100-1300元”，这个标准最后就成了最低薪酬的标准。
为学习谈判技巧和专业知识，2010年10月，周国华特意赴京进修了一个月，甚至旁听一些大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
春节还未过完，负责开展谈判的商贸金融工会正式对武汉市餐饮协会发出了邀约。
胳膊肘怎能朝外拐？
在武汉市餐饮协会会长、武汉小蓝鲸健康美食管理公司董事长刘国梁的记忆中，接到邀约是正月初七。
刘国梁有些诧异，但还是答应跟他们讨论此事。“加薪这个事，我个人觉得对餐饮业有长期好处。”对用工荒有着切身体会的刘国梁说，2009年底始，武汉餐饮行业已经出现用工荒的苗头，而工资过低是很重要的原因。当时武汉很多餐饮行业从业人员每月只有900-1000元，企业员工流动比率一度达到45%左右。即便是小蓝鲸，旺季时缺工也达10%-15%，有时不得不用大学生来顶替服务员。
很快，刘国梁召开了餐饮协会内部会议讨论此事。他说服同行，虽然近期加薪对企业有影响，但从长远看可以提高这个行业的魅力。另一方面，这也能解决长期困扰大家的用工荒。
几番讨论后，餐饮协会最终同意，跟工会进行谈判。
“压力肯定有。”刘国梁说，压力来自几方面，一方面他担心餐饮协会是否具备资格，另一方面则是同行压力。自从餐饮行业协会答应谈判后，刘国梁不断遭到别人的质问。有的是托人带话，有的当着他面讲，有的则在会议上直接提出，意思归纳起来就是：“你们怎么能胳膊肘朝外拐？”
在一片议论声中，谈判还是开始了。2月初，劳方和资方各推出9名代表，在报纸上进行公示。
由于武汉市总工会在谈判前就已考虑到这份合同主要针对中小企业，因此在选取代表时，双方都把中小企业作为了主要考虑对象。
刘齐辛说，选取代表时，他们要求各个企业报填《职工方推荐代表推荐表》，然后把推荐出来的代表按企业职工人数分为3类，分别是1000人以上企业，300-1000人企业以及300人以下的企业。记者看到，所选取的9名代表中，均为所在企业的工会主席。职工人数最少的只有70人，为蔡甸江汉假日酒店；人数最多的则是外企肯德基，员工人数9341名。
资方代表选择方式则主要靠推荐和自荐。
周国华和刘国梁各自被委任为劳方首席谈判代表和资方首席谈判代表。
学会互相妥协
翻看会议记录，很容易能发现双方一直针锋相对。
参与会议的人员介绍，分歧主要集中在“工种”、“病休期间是否能获得80%工资”、“住房补贴”“平衡条款”、“增长比例”这5个方面。
有一轮会议记录是关于工资年增率的，劳方希望工资年增长率赶上GDP增长，于是提出工资年增长率应为12%，资方虽未表示反对，但表示希望员工考虑到餐饮业的现状、利润低等因素，只同意增加5%。一番辩论后，劳方将增长率降到了10%，但依旧遭到资方拒绝。资方同时表示，即使同意此条款，也希望在明年确定企业营业额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再落实。
“就这个问题，我们就开了好几次非正式的座谈会。”刘齐辛说，最终资方同意将工资年增长率定在9%。
也有出现分歧搁置的时候。合同草案里原本提出了11个工种的最低工资，其中包括“打荷工”。当劳方提出这一工种的最低工资不应低于1430元时，立即遭到了所有餐饮业老板的激烈反对。资方代表解释说，“打荷工”只是一个过渡工种，大多数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只是想跟大厨学炒菜的手艺和火候。出于这一原因，没有人长期从事这项工作。
但劳方代表并不愿意，坚持认为“打荷工”也是独立工种。
双方因此僵持不下，这让谈判一度搁置。武汉市总工会于是出面召开了协调会议。刘齐辛说，餐饮业老板讲述了理由后，他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最终答应去掉“打荷工”。
“谈判中有些要坚持，有些肯定也要妥协，不然双方肯定谈不拢。”周国华说。
武汉市政府也给了这次谈判很大的支持。“政府一直在推动我们这个事情。”刘齐辛说，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一直参与其中，给予指导意见。有些协商会议，甚至直接由市劳动局的官员主持。
3月下旬，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后，合同草案出台，随后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但草案的出台并不意味着结束。在那一周中，餐饮企业和员工几乎打爆了热线电话，共有17个关键争论点被提了出来。
“我们又再次进行协商。”刘国梁说，再次协商过程中，双方争执激烈，好几次实在谈不下去了，只好休会。谈判双方各自在小会议室里开起“会中会”，统一意见后双方再行协商。
如在草案中原本定为“企业遵循按时足额、优先支付的原则，在每月固定日期，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职工工资，不得克扣和拖欠。工资支付日逢节假日、双休日时，应在该节假日、双休日前发放工资。”但资方表示，今年春节是2月6日，如果提前发放工资的话，很多员工回家后就不会再来。最后，该条款被修正为：“企业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在每月固定日期，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职工工资，不得克扣和拖欠。”
劳资双方都在仔细研究合同文本，而在关键字眼处，双方谈判甚至长达几小时。“合同第八条规定，职工患病期间，当月实发工资在扣除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后，不得低于本合同规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80%。”周国华回忆说，在这一条款中，劳方提出要加上“行业”二字，而行业最低工资标准是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30%；资方则要求去掉这两个字。周国华解释，如果去掉这两个字，每个患病职工的当月收入可能相差几百元。经过近4小时的谈判，劳方最终说服了资方。
协商不易，执行更难
工资集体谈判成功虽足以令人欣喜，但对合同是否能得到真正执行，武汉市总工会态度谨慎。武汉市市委常委、武汉市总工会主席朱轶甚至以“协商不易，执行更难”来形容。
刘齐辛表示，目前比较难执行的是松散的中小餐饮企业。“我们现在主要是宣传，让大家都知道涨薪了；另外由工会出面，对餐饮业老板进行培训和约谈，希望他们能从内心里接受这次涨薪。”刘齐辛说，从法律效力来讲，这一经过公证的合同文本还是具有一定的约束性。
“下半年将开展执法检查，不执行该标准的企业将被勒令整改。多次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将被列入黑名单。”刘齐辛说。
刘国梁目前正忙着给餐饮行业协会会员联系培训，希望通过培训能让大家主动加薪。他对合同的实施前景表示乐观，因为在市场经济下，员工知道涨薪后自然会作出选择，去出价较高的餐馆。
刘国梁的话很快得到印证，集体合同的功能已经开始发挥。5月8日，记者在江汉区一家小店偶遇正在联系工人的店主，对店主开出的900元薪水，电话那头的人直接表示拒绝：“报纸上都说我们涨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