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Work联合创始人套现姿势奇葩 孙正义坦言看错了他

文|风马牛 （来源：冯仑风马牛）

2017 年春天，孙正义第一次见到亚当·诺依曼。那次原本计划 2 小时的交流，最终被压缩成 12 分钟。确定投资之前，孙正义问了亚当·诺依曼一个问题：‘在战斗中，聪明人和疯子谁会赢？’当亚当·诺依曼回复‘疯子’时，孙正义则说，‘你是正确的，但是你们还不够疯狂。’

他随即在 iPad 上草拟了一份向 WeWork 投资 44 亿美元的协议，并告诉亚当·诺依曼，‘让 WeWork 比你最初的计划大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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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孙正义显得有些懊悔。

‘就 WeWork 而言，我犯了一个错误，我高估了亚当的优点。’近日，在东京的一个发布会上，孙正义坦诚自己看错了亚当·诺依曼。后者是 WeWork 的联合创始人兼前 CEO，WeWork 是一家共享办公公司，其业务简单来说就是把办公空间租给创业者。

就在今年年初 WeWork 市值还曾高达 470 亿美元，但从今年 8 月曝光招股说明书开始，投资者对其估值和商业模式的质疑，使其高估值在一夜之间蒸发。尽管软银后来追加投资 95 亿美金，但这家公司的上市之路依然是一波三折。彭博社则直接将 WeWork 的故事总结成为从‘WeWork’到‘WeWait’，再到‘WeWorry’。

而在让投资者对 WeWork 失去信心这件事上，亚当·诺依曼无疑是主力。这个名字在招股书里出现了 169 次，但随后的每一次负面报道几乎都与他有关。

这个 40 岁的以色列男人以特立独行著称，他喜欢光着脚在办公室里走动，和马斯克一样，亚当·诺依曼也有将 WeWork 带到火星的打算，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还包括永生，成为以色列总理或‘世界总统’。

光自己疯狂还不够，从 2012 年开始，亚当·诺依曼每年都会对公司员工进行营地训练，上千名员工被强制聚集在草地，进行为期三天的聚会。内容则包括手工艺、饮酒以及听亚当·诺依曼演讲。在离经叛道方面，亚当·诺依曼的花样总能层出不穷，他曾禁止办公室食用肉食，甚至将大麻带上私人飞机。

在亚当·诺依曼的身上，荒谬和对宏大叙事的追求是同时存在的。描述自己的创业时，他喜欢用‘物理世界’‘宇宙’‘社区驱动’等很酷的词汇来表示，并把该公司的使命概括为‘致力于创造一个人们可以生活却不只是生活的世界’。

这一系列的‘表演’为亚当·诺依曼带来了一批狂热的信徒，一位被亚当·诺依曼授予奖项的员工曾激动地对听众说，‘我很少暗恋商人，因为我认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狗屎。但是当我听到亚当讲话并谈到我们这一代时，我真的感觉到了，因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为彼此做的事。’

只是不知道，如果信徒们知道亚当·诺依曼改变世界的背面是贪婪，会作何反应。

从自己创立的公司获利无可厚非，但亚当·诺依曼的套现姿势的奇葩超过了很多人。他将自己的房产租给 WeWork，后者的物业公司也是诺依曼所持有的，这直接引发了投资者对其自我交易的指控。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操作是—— WeWork 曾向诺依曼支付了近 600 万美元，以换取‘We’这个词的商标权。尽管在最新的声明里，他表示已还钱，但已改变不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对亚当·诺依曼的一系列报道，直接导致了人们对 WeWork 管理混乱的认知。不得不说，决定公司天花板高度的除了行业本身还有创始人的形象。为了及时止损，软银在 9 月底出手，迫使亚当·诺依曼辞去 CEO 的职位。

令人失望的是，这似乎作用不大，就连孙正义分三步走的拯救计划也被指出空洞无物。究其根本，和一个不靠谱的 CEO 相比，WeWork 的商业逻辑无法自洽才是致命的。毕竟作为二房东的 WeWork 是无法匹配科技公司的定性和高估值的。

正如甲骨文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所说的那样，‘WeWork 租了一栋楼，装修一下接着再转租出去。然后对外宣称“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我们的目标是技术多样性”，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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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们诟病的不是张扬的个性，而是亚当·诺依曼将自己的私欲置于公司利益之上。

互联网时代诞生的一批创始人，大多数更注重个性表达。在公司业绩还不错时，这些网红 CEO 无疑会是最佳代言人，但当公司苦苦挣扎时，仅仅有趣是不够的。之前的赞美很可能会转化为指责，他们甚至会成为业绩不佳的买单者。

安德鲁·梅森就是这样的一位创始人，他创立的 Groupon 是团购网站的鼻祖。也是美团、窝窝等中国团购网站最初的模仿对象。2010年，它曾以高朋这个名字进入中国。但此时的中国团购市场早已上演‘百团大战’，所以，尽管当时的高朋每月都砸上千万元买广告，但依然无法突围，并最终于 2012 年退出中国市场。

在创业之前，安德鲁·梅森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他毕业于西北大学的音乐系，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音乐家，为此他在大学期间组了一个不知名的乐队。在创办 Groupon 之前，还开发过一种用于政治辩论的网络工具。

在美国媒体的眼中，他更像一个大男孩，会因为收到新买的游戏机而欣喜若狂，喜欢骑着小摩托车提供面包圈外送服务。等到 Groupon 在成立一年半的时间内就获得 13.5 亿美元的估值时，安德鲁·梅森依然坚称自己不是一位企业家，‘我不会倾向于用企业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在他的带领下，Groupon 的宣传画风也一度很清奇。比如，Groupon 曾在一个宣传文案中就提到了蜂鸟是作茧而生的，实际上蜂鸟作为鸟类，是卵生动物。

面对读者的质疑，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一本正经地回复，‘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对此给您带来的困惑深表歉意。但我们认为蜂鸟确实是茧生的。’并用 PS 合成一张正在破茧而出的蜂鸟图片发给反对者，直到后者厌倦了无休止的争论而选择退出。

‘从不承认你是在开玩笑。从不对读者视若无睹。’这是 Groupon 广告文案的重要原则。Groupon 员工还自称公司的文案写手已经近乎于疯狂，就好比一位精神错乱的教授。

但这种特有的幽默并不是每一次都奏效，就像精神错乱的疯子不会每次都被当作天才一样。安德鲁·梅森就曾因为在超级碗比赛期间的出格广告而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

这位 Groupon 的前创始人另一大特点就是热衷于社交网络。他曾把自己只穿内裤在圣诞树前做瑜伽的视频上传到 YouTube 上，并经常发一些别人看不懂的 Twitter 状态。为了嘲弄一本正经的企业文化，他还曾在办公室里穿着大猩猩的服装，在科技会议上梳着大背头，把脸抹成古铜色。

大概每个创始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演员。这些行为可能会是锦上添花，也可能是雪上加霜，关键在于与之捆绑的公司的效益如何。就像让安德鲁·梅森收获‘年度最糟糕的首席执行官之一’称号也和个人行为无关，而是一起收购案。

原来，在 Groupon 发展迅速的 2010 年，谷歌曾开出 60 亿美元高价意欲收购该公司，这笔在分析师和投资者眼里上好的买卖被安德鲁·梅森拒绝了。并给出了很理想主义的理由，‘生活与钱无关。我们决定保持独立的原因，是我们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

7 年后，远在中国的创业者戴威说出了类似的话，‘感谢资本，但我觉得资本也要理解创业者的理想和决心。’

在商言商，所有的选择都有相应的代价。拒绝 60 亿美元的收购，意味着安德鲁·梅森必须向投资人证明，这种处理方式尽管冒了风险，却是正确的。为此他还在 2011 年做了业务盈利的承诺。

但现实并不如他所愿，众所周知团购模式很容易被模仿，在中国和欧洲市场的失利，让 Groupon 很难复制北美市场的成功，受此影响 Groupon 在上市后亏损一度超过 7 亿美元。从 2012 年下半年开始，就不断传出安德鲁·梅森下课的消息，靴子最终落地是在 2013 年的 3 月。

安德鲁·梅森主动公开了自己被辞退的现实。在给公司的内部邮件里，他不改以往风格说道，‘在 Groupon 的四年半，紧张而美妙。然而，我现在决定，多花些时间陪陪家人。（哈哈）好吧，其实我是被炒了。’并解释了自己被炒的原因，‘未能达到市场预期，股价一直徘徊在上市价格的四分之一左右作为首席执行官，我负责。’

这样坦率而幽默地离开，为安德鲁·梅森赢得了一些尊重和同情。在他的投资人兼联合创始人埃里克·列夫科夫斯基的幕后操作被挖出后——后者被媒体称之为伪善的商人与破坏性的投资者，他曾在 Groupon 上市前夕套现 3.82 亿美元——部分媒体人觉得与狼共舞的安德鲁·梅森被耍了。

但无论如何，这足以证明，当公司越做越大，创始人也必须适应公司的成长，才不会被更有经验的领导者代替。

事实上，从安德鲁·梅森到亚当·诺依曼，一个大幕正在徐徐落下。针对 WeWork 的溃败，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迈克·威尔逊称，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易凯资本的 CEO 王冉则将这个时代概括为‘一级市场胡乱估值并且可以不受惩罚的时代’。

当商业社会进行自行纠错时，便是疯子品尝苦果时。从这个角度来看，创始人的离开或许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