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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大型家居建材零售商家得宝公司总裁罗伯特?纳德利拿着2.1亿美元的“遣散费”从公司退位时，整个美国都愤怒了。一时间，有关公司总裁薪酬高得离谱的话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参议员到工会主席，从电视主播到企业雇员，都在讨论企业高管是否应该获得如此高的薪金。与此同时，欧洲也有声音呼吁严管企业高管收入，降低与低收入阶层的差距。
工资是普通员工的数百倍
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近日报道，一份针对55位资产总额达8000亿美元的大型企业投资人的调查显示，90%的投资者认为现行的公司系统支付给管理层的薪水过高，有损美国的企业形象。
欧洲的情况更加严重。“欧洲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年薪在近7年内呈跳跃式增长。”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德国欧洲经济研究所专家艾格特博士说。研究显示，上世纪90年代年薪低于200万的经理们，如今的收入已达到2000万，“同一家公司内部的员工收入差异越来越大。以前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工资是普通员工的20—30倍，现在则为400—500倍。”艾格特博士举例说，UBS总裁奥斯佩尔是瑞士收入最高的高级管理人员，去年他的收入达到近1200万欧元。瑞士一般大型企业的总裁年收入都在500万—1000万欧元间，“但打扫酒店卫生的清洁工每小时工资才2欧元。”
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企业管理层收入过高，拉大了美国国内各阶层的贫富差距。过去25年来，这一差距一再加剧，如今已达到1980年的两倍。据统计，美国总裁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00多倍。这样的数字出现在报纸上，难怪一些纳税人会觉得倒胃口。一位洗衣店女工说：“我这辈子也别想挣到那些老总们的一个零头。”
“这不再是嫉妒或者社会民主的课题。”德国著名经济学家乌理尔希教授说：“我们在拿社会的稳定冒险。公民们觉得自己被愚弄了，他们难道分不出效率和公平的区别么？”他说，这种超高工资是自由经济市场的产物，与现实生活有些格格不入，日常生活中一些人的工资几乎不能维持到月底。
他的观点得到欧洲各国政界的肯定。德国自民党负责人韦斯特维勒说，“那些高级管理人员完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不了解一般公民的苦衷。通常恰恰是这些高收入者，最先反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对弱者所提供的帮助。这种发展趋势是很危险的。”
很多民众对记者说，成功人士当然应该得到奖励，但要有一定限度。一位柏林市民说，“2000万的高薪不是挣来的，而是拿来的，是对企业的盗窃行为，十足的现代骑士贵族抢劫。”
各国要开始限制高薪
2月1日，布什在华尔街发表的“经济咨文”中向所有公司董事会成员发出警告，“你们对自己批准的公司管理者薪水要多多留心。虽然企业管理层的收入不该由美国政府决定，但是他们的年薪和红利起码应该建立在提高公司业绩、给股东带来更大利益的基础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伯特?雷奇表示，“布什开始谈论总裁年薪，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上了国家级的议事日程。”
许多立法者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希望借助法律解决这个问题。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打算向国会提交一份法案，要求上市公司每年都把总裁薪资计划交由股东表决。参议院也准备对100万美元以上的分期支付的红利加征新税。但由于针对的人群是美国最有权势的阶层，这些法规能否得到通过和落实还是个未知数。1993年，美国国会曾经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总裁收入的法案，不料各公司却纷纷以发股票的形式变相转移了部分薪水，结果国会苦心经营的法案反而收到了相反的效果。不过，也有议员表示，减少总裁的年薪改变不了普通人收入偏低的状况。
目前欧洲各国议会也都陆续提出各种限制企业高管超高薪金的议案。比如，瑞士的全民动议赋予上市公司股东们一项权力，可以在全体成员大会上确定高级管理层的工资。而德国、法国等国政府还开始对联邦下属企业及机构管理人员的主管收入展开调查。
欧洲专家们还提出对高级经理的工资采取封顶制的建议：即将最高年收入定为300万欧元。欧洲人的年均收入大约为3万欧元，这已经是100∶1的比例了。
有人为企业高管辩护
但也有人指出，欧美社会的透明度相对较好，而且基本上每个人都能从社会福利中获利，因此出现几个超高工资并不会影响社会的安定。猎头公司的代表也为企业高管辩护说，超高薪金来自于经理们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其工资制定是按照国际市场标准进行的。“因此产生的强烈反响可以说是人为的，而且一定是掺杂着某种嫉妒心理。”
“管理者应该像高尔夫球运动员，打赢了比赛才有收入，而不是像足球运动员，不管输赢都照样拿钱。”Civitas银行集团总裁理查德?哈灵顿说，总裁并不是那么好当的，“没坐过这个位子的人很难想象干这份工作要面对多么复杂的问题以及承受什么样的压力。”
